惊闻恩师王兴华教授溘然长逝，悲痛如潮，连日辗转难眠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在南开校园求学的岁月如泛黄胶片在脑海中逐帧回放，先生清癯的身影、温润的目光、略带川音的谆谆教诲，穿透三十余年光阴，仍然记忆犹新。我于1981年初入南开哲学系，当时先生讲授的《中国哲学史课》，已如明灯点亮懵懂心田；1985年我考取“中国美学思想史”方向研究生，得以亲承先生教诲；研究生毕业后在首都师范大学工作，继续着美学事业，先生更成为我精神家园的守望者。如今先生驾鹤西去，然其治学精神、育人恩泽与人格光辉，早已融入我辈血脉，永世难忘。
一、薪火相传：治学路上的明灯
先生治学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之舵，以中国哲学为史为航标，在激荡的美学思潮中锚定中国美学方向。先生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，后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学习。1959年毕业后到南开大学任教，最初在马列教研室工作。1960年，南开大学建立哲学专业，先生与其他十几位马列教研室老师转入，成为骨干教师。当时的哲学专业资源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先生就是当时参与创建南开哲学系的拓荒者之一。先生作为科班出身的研究生，承担了繁重教学任务。他主讲列宁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》长达十几年，校内外授课不下30次，并编著教材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教程》。
约70年代末，先生转入中国哲学史教研室，作为主要成员参与了全国性教材《中国哲学史》编写工作。到了1984年招收研究生，先生又从中国哲学史里辟出一条新路——“中国美学思想史”，实质是为南开大学哲学系开创了美学学科。我是他招收的第二届研究生。1993年，他出版了独具特色的专著《中国美学论稿》，带着他对中国美学的深入思考与见地，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，经常阅读。他和童坦老师一道，是南开美学元老，把南开美学从无到有办了起来，使南开美学成为全国高校美学学科中的重要成员，培养了一批美学人才，如我至今一直在美学领域进行教学、研究，也自豪地对其他人说，“我是南开大学美学毕业的”。
南开哲学系三个顶梁柱般的学科——马克思主义哲学、中国哲学、美学，先生都是实打实的开拓者、奠基人，他是当之无愧的南开哲学系的元勋之一。这三个学科跨度之大实属不易，对每一新学科，先生都是重新准备资料、准备讲稿，且每一学科都参编、出版了教材，可见先生学问的广博、教学的认真、探究的扎实。
先生尝言：“真学问需用‘笨’功夫磨出来。”这“笨功夫”，是他在中国哲学史、美学史研究中，是以理论联系实际之尺，丈量中国美学“意境论”的幽深堂奥，揭示其蕴含于诗画园林的空间境象。我当时作为本科《中国哲学史》的课代表，被先生的治学认真精神所深深折服。他把中国哲学思想一点点刻进了我的心里，特别是他对中国园林艺术思想的分析，引起我极大兴趣，以致于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《中国园林审美特点》为题进行研究。
先生在进行中国哲学与美学授课过程中说：“应站在时代制高点，根据历史与现实总结经验，探索真理…切莫以晦涩文字堆砌空泛体系。”他研究中国哲学史、美学史，像拿着精细的刻刀，逐一解析先秦道家每一个范畴和主张，仔仔细细精研之。这大大影响了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题方向，选择了道家的庄子美学为对象进行研究。在写作中，先生不断对我悉心指导、启发，整理思路，开拓思维，我最终写就《庄子美学思想研究》的硕士论文。
硕士毕业之后，我对中国文化、艺术的学习与探索的决心未改，以至于我在首都师范大学大学工作，依然是进行美学与美育的教学与研究，继承了先生的衣钵，沿着先生指明的方向，一直在美学学科领域中前行。我以后又遵循先生教导，“理论要与艺术实践结合，要深入一门艺术之中探究”，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博士，师从资华筠先生学习舞蹈美学，沿着先生的指引，不断从抽象的理论到感性的实践，逐渐地提升自己学识。
二、春风化雨：育人园中的暖阳
先生主教三门哲学理论课程，但是其擅长丹青，尤爱写松。他的客厅挂着他的山水绘画作品，笔下山石嶙峋、松骨遒劲，墨韵间流淌着对君子人格的追慕。他精于摄影，经常带我们学生去天津水上公园等地去捕捉自然光影，他对我们的摄影小作，会进行光影、构图等的评点，语言间尽显东方美学意趣。1987年，他带我们研究生去南方扬州、苏州的参会学习、园林考察，我们的身影都被摄入先生的镜头之中，至今回味无穷。先生以艺术实践践行着“以文化人，以文化己”的思想，其人格风骨本身，便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生动注脚。
先生待我们学生，如春风煦日。先生乡音未改，有着较为浓重的“川音”，他的“川普”初听偶有字句需侧耳细辨，然他和煦如暖阳的笑容，瞬间消融了我心头的局促。在求教时，先生对我的提问，都给予耐心、细致的解答，从未有过大声呵斥。我十分庆幸遇到如何宽厚仁爱的好老师。
先生之爱，润物无声。我到北京工作以后，经常会向先生汇报工作情况与学习要求，先生会用工整的小楷字体认真地写信，对我进行指导与教诲，无一错字。同时又很用心地选用有中国传统纹样的信笺，再加上他自己篆刻的图章，一封信宛如一幅画，令人赏心悦目，我一直珍藏至今。
我每次去先生家求教时，他总先轻轻掩上房门，不惊扰他照顾的老人，尽显他的孝心。他衣着朴素，干净整洁。当师母生病住院时，他以80多岁的高龄骑车天天去医院探望，夫妻情意之深，令人动容。
先生的思想，就是弟子的指南针。八十年代美学热潮里，他敏锐地指出：“急需要把中西的范畴熔到一炉里炼。”他珍视传统美学的概念，说那是“民族把握世界的珍宝”。他主张学西方之长，更要让中国美学为人类添彩，“从不同的美里找那共通的理”。
他写《中国美学论稿》，字字如石：“要站在时代的山头，根扎历史和现实的土壤，去找真理……别用一堆晦涩字眼搭空中楼阁。”他守着中华审美的厚土，要让那些古老的美学概念，在今天的阳光下重新活过来，发出新芽。他胸中有志向，是整理中国美学的丰富遗产，为中华审美文化立传树碑。
他深信中国美学是民族智慧的结晶，与西方美学同是人类瑰宝。他说，“中国艺术的极致总是蕴含着最深邃的哲理。感性和理性、艺术和哲学、审美和人生，在历史地实践中不断统一起来，形成中华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。”这份自信，不仅闪耀于他对“天人合一” “里仁为美”等文化基因的剖析中，更内化为其生命气质。他指引着我在工作中，在《中国美学专题》《中外美育史》的课程中，不断挖掘中华美学宝藏，探究中华美学精神，咀嚼其中的美学内涵，撷取审美的珍珠。
三、山高水长：人格峰峦的仰望
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他温润如玉，做人低调，性情平和，与世无争、说话风趣。他坚守做人原则，十分超然，从不趋炎附势，也不随波逐流，“只跟着自己的良心走”。在“人人自危的多事之秋”，他也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，从未揭发、刺激他人，遇争论多选择沉默，即使发言也轻描淡写。他不参与任何派系斗争，看似“没有立场”，实则是以道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、生存之道。“柔弱胜刚强”，甘守柔弱，顺其自然，不争不抢，顺时合宜，这种超然实则是内心强大的表现。
他方正清峻，博学多才，心地善良，谈吐诙谐幽默，他的幽默源于知识渊博、文化教养深厚。同时，他没有任何架子，没有摆出导师的权威感以压制学生。我们学生毕业聚会，先生自己骑车从家属区前来。我劝他不要再骑车了，他笑说骑车方便。他身体瘦弱，40多岁就检查出心脏病，身体不佳，但是竟奇迹般地走到了95岁高龄。古人说“仁者寿”，我想应该是他心里有把“美”的尺子，显露出坦荡、干净、善良的内心，这一仁厚、豁达、顽强的品格使他长寿。
作为南开美学奠基者之一，先生已去天堂。他的告别仪式极尽简朴，如庄子所言“圣人无名”。然在我的心中，先生的精神风骨早已铸成巍峨峰峦，永远立在那里。它已化作漫天星斗，照亮更多寻找美的眼睛。
恩师远去，境界长存。此心如灯，长明我心。
史红
首都师范大学教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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